■撰写人/毛嘉陵

2021年春节刚过完，就收到30多年前我在皇冠体育官网（原成都中医学院）工作时的老领导万德光校长的微信指示，学校正组织讲“成中医故事”，让我将当年创办《中医药信息报》的经历写出来。当时我虽然一口答应下来了，但心里却担心别人会不会认为这是在自我炫耀。不过又一想，这段中医药现代传媒史迹，虽然是我发起创办的，但并非仅靠我个人所能完成的，其背后有着当年学院不少老领导老专家的支持和指导，可以说是一种集体创作的成果，值得纪念。因此，有必要用文字将其记录下来，至少可以为学校校庆增加一点可供回忆的素材。

1983年9月，我毕业留校被分配到图书馆工作。为什么要分配中医本科 毕业生到图书馆工作呢？有关部门领导给我的解释是，现在已进入信息时代，要加强图书情报工作，更好地为中医药发展服务。到图书馆工作后，让我负责看管未公开发行的内部资料的阅览室，但并没有情报研究的职责和任务，中医药行业出的内部资料似乎就是当时的中医药情报工作了。这项工作看似很重要，但实际上在当时大家并不清楚该怎么搞。正在迷茫之际，第一届四川省科技情报工作会召开了，我代表学院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在会后根据会议精神写了一个如何做好学院中医药情报工作的报告，提交给图书馆石云锦馆长和当时分管图书馆的学院副院长万德光，受到了两位领导的赏识。在随后正式设立中医情报室时，就任命我为该室副主任，毕业才半年多就上了一个副科级。即使如此，仍然难以消除对个人未来发展迷茫的焦虑。坐在冷清的内部资料阅览室中，常常独自一人寻思着该怎样突围，闯出一条个人发展的路来。终于在某一天发现，中医不仅已有公开发行的期刊，而且还有非公开发行的内部资料，但却没有报纸，这就给了我企图填补中医媒体空白一次绝好的机会。

1983年，美国著名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编著的《第三次浪潮》由三联出版社出版。由于这是一本既有争议又十分引人注目的著作，其从社会学和科技发展的角度对人类社会正在进入的信息时代所呈现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分析、阐述和预测，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因此，在当时该书的出版， 已不是一本新书上市这么简单，而几乎成了一个极有影响的社会事件。在当时的知识界，似乎没读过该书就有很落伍的感觉。在中医领域也是如此，侯占元副院长在其主张中医要发挥优势时，也借用托夫勒《第三次浪潮》的理论来看中西医学产生和发展的不同特点：“中医药学基本上是伴随‘第一次浪潮’即农业革命产生发展起来的；而西医学是伴随‘第二次浪潮’即工业革命产生发展起来的，由于产生的历史条件不同，所以在方法论上各有特色，也各有优势。”

基于以上想法、当时的社会背景和学术思潮，我在1984年上半年向学校提出了创办全国第一张中医药行业专业报纸的想法。为了体现中医药在第三次浪潮中的生存和发展，取名为《中医药信息报》。然而，由于当时成都中医学院的经费十分有限，全年仅有200多万元，因此这让学院领导很为难。在我多次“纠缠”下，李明富院长才终于同意了，但学校在做了很大努力的情况下，也仅能提供8000元作为办报的启动经费。李院长在学校办公会上说了一句激励我一辈子的话：“如果你办报能办得成功，当然很好。如果不成功，就当是学校丢了8000元。”这无疑给了我巨大的压力。这一关过了之后，我就开始向四川省委宣传部写申办报告。我将起草的申办报告交到学院办公室，没想到院办吕主任在我的申办报告上修改得满纸都是红色。虽然他没有当面批评我，更没有嘲笑我如此语文水平怎能办好报纸，而我却深感无地自容。在感觉很没面子的同时，也暗下决心要从语文写作开始补课。接过吕主任修改好的申办报告，我非常虚心地认真学习了吕主任的指导意见，从中似乎一下学到了很多东西，也似乎懂得了如何才能写出精炼的、有逻辑性的文章。说到这里，想起了当年有一个不好意思提及的个人隐私，在过了这么多年之 后的现在，已不怕讲出来，那就是今天谁也想不到这些年以文为生的我，在 1978年高考中唯一不及格的科目，竟然就是语文。现在想起来都像是一个冷幽默。

1984年下半年，将学院的申办报告正式呈送到四川省委宣传部，之后的几个月都没有消息，以为没戏了。转眼就到了 1985年上半年，突然得到通知，让我去取同意创办《中医药信息报》的批文，当时我的心情可谓欣喜若狂。拿着省委宣传部的批文，又到四川省新闻出版局办理报刊登记手续,很快就拿到了《中医药信息报》的报刊代号：61-48。

办报虽然有了合法手续，但并不意味着就一帆风顺了，还有一个又一个问题等待解决。首先就是征订和发行问题，那时的报刊还没有自办发行，都必须通过邮政局征订和发行。到成都市邮政局发行科去办理被拒，他们嫌行业报纸的发行量太少，费力不挣钱。如果他们不接手，报纸根本就不可能存活。在寻思如何解决发行问题时，突然想到了四川省于1982年在全国率先召开了振兴中医药大会，被中医药行业誉为“振兴中医之先声”。四川既然是振兴中医的福地，那么为什么在这里办一份宣传中医药的报纸却得不到发行渠道的支持，这怎么也说不过去啊。但用这些理由去给邮政局论理，估计他们也不会买账。这可怎么办呢？在被逼得走投无路之际，想出了一招，何不给领导写信求助。于是,大着胆子给分管文教卫生新闻出版的四川省副省长康振黄写了一封求助信。没想到，还没过几天，成都市邮政局发行科科长就到学院来找到我，表示要登门致歉，并爽快地承诺一定做好《中医药信息报》的发行工作。由此，《中医药信息报》才被列入1986年全国报刊发行目录，并从1986年1月1日正式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当时，真为省上解决问题的高效而赞叹，后来也一直没有机会向康省长当面致谢。

在当时创办报纸的启动费，一般都需要5~10万元。我们的办报经费只有8000元，仅可购买两吨多新闻纸。我们创办报纸的这种困境得到了《四川日报》印刷厂的同情，业务科周科长积极地帮我们想办法，提出每次从别家囤纸中挪出一些来给我们用，印一次付一次款，这样虽然不需要占用大量的购纸资金，但却给印刷厂增加了管理上的麻烦。当然，这种用纸方式，相当于是吃百家饭，有的纸黄一些，有的纸又白一些，因此报纸的合订本就显得很花哨，这确实是当时的无奈之举。

《中医药信息报》于1985年7月1日正式创刊。在1986年正式发行之前，除了创刊号之外，还分别于1985年8月15日和1985年11月1日共印刷了3期试刊。由于从未办过报纸，也不会排版，印刷厂周科长递了一张《文摘周报》和几张划版纸给我，让照着学。创刊号仅4个版的小报，就花费了两天才排好版。那个时候没有电脑排版，划好版之后，需要交排版师傅捡铅字进行排版，不仅速度慢，而且一旦排好版之后，就不能大调整，否则排版师傅就很不乐意，相当于重新排版。在排版车间高噪音中校对，很是费劲。那时的印刷技术印出来的报纸，图片的清晰度很差，装饰的直线条也常常是弯弯曲曲的。

在创刊号印出来之后，必须想办法来广泛宣传、扩大影响、增加订户，其中最老套的方式是向各主要中医药机构免费邮寄赠送。为了节约开支，我还自己用面粉熬糨糊来封装邮寄试刊，能节约一点就节约一点。

1985年，《中医药信息报》还在试刊中，《健康报》记者胡京京在得知我 们办报的艰辛后，写了一篇介绍我们几个年轻中医办报事迹的通讯稿在报上发表，给了我们莫大的鼓舞。《健康报》的这篇报道，对正处于艰苦创业阶段的我们来说，可谓雪中送炭。由此我与胡京京成了一生的挚友。

我发起创办《中医药信息报》，既是一种被迫之举，也是信息社会到来后的一种必然选择。虽然说是办了一份报纸，但却并非是倾向于以新闻为主的报纸, 这是因为作为中医药行业，有新闻价值的事件毕竟有限，因此更倾向于将其办成为一份专门传递中医药行业信息的报纸，这样不仅可以弥补慢节奏的期刊出版在行业信息传递速度上的不足，而且更是为了促进中医药的学术交流，以多维信息激活中医药专业人员的观念和开阔中医药的学术眼界，以独具的有前瞻 性的眼界面向未来。从以下由我撰写的《中医药信息报》创刊词就反映出了以上追求：

一颗璀璨的东方明珠中医药学，以其独有的缤纷色彩和光芒，引来了全球的注目，国内外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中医热”。在这股热潮中，中医药信息急剧增加，它们急需广泛地扩散和被充分地利用，以造福于人类。纵观中医药学发展史，我们深刻地认识到，闭关自守，学术交流贫乏，信息流通渠道在相当程度上的阻滞，是中医药学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当今这个信息时代， 要振兴中医药事业，就必须高度地重视信息，充分地发挥信息的效益，同时还要着眼于未来，通过深入地分析研究信息，预测中医药发展的趋势和方向。这 一切就是促成本报诞生的重要因素，经过多方的努力，《中医药信息报》终于在1985年7月1日问世了。

本报的宗旨：传递杏林信息，开发智力资源，振兴中医事业。祖国医药学是千百年来炎黄子孙智慧的结晶，具有一套独特的科学理论体系。本报力图保持这一鲜明的中国特色，努力继承其精华，但更注重祖国医药学的发扬光大，要努力促进中医药的现代化，以迎接新技术革命的挑战。本报将坚持“百家争鸣”的方针，本着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特别注重传递那些不很成熟甚至与传统理论有分歧但言之有理的新思想新学说。本报还将开辟中医药信息市场，为搞活经济服务。

本报不尚空谈，试图通过今后的不懈努力，及时地传递实在的有价值的能给人一定启迪的信息，以推动中医药学术之发展。我们也期望《中医药信息报》这位杏林信使，能够成为您决策的参谋，工作的助手，致富的帮手，学习的良师益友，健康生活的伴侣，能否做到这些，还要请广大读者朋友都来关心和爱护它，让我们共同为它的健康成长而努力吧！

创刊词中强调“特别注重传递那些不很成熟，甚至与传统理论有分歧，但言之有理的新思想新学说”，这就确定了办报的方向和基本的编辑原则，从而才有可能实现多样化信息的传播和促进百家学术的争鸣。

从我设计的《中医药信息报》报徽就可以看出，当时存在着要对中医“革命”的心态，我将大家熟悉的太极阴阳鱼图案做了一次更改。太极图中间本 来是用S线条分割代表阴阳的黑与白，将其S变为Z形放射状的空白，以此寓意要使中医药的内核发生“裂变”，并产生革命和彻底颠覆传统。多年以后，终于发现这种想法是多么的幼稚，我才活了几岁，能这么简单地就将中华文明几千年的智慧结晶和文化传统都推翻了？经过多次深刻反省，我的思想发生了极大的转变，逐渐走上了一条回归传统、尊重优秀文化传统、宣扬传统文化的道路。

《中医药信息报》创刊筹备期间，我很想请当时的四川省委书记杨超题写报名，因为杨老对传统文化很有研究，而且也写得一手令人称绝的好字。但苦于求书无门，后来得知侯占元副院长与杨老熟识，于是就准备去求助侯老。去之前我想，自己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不知侯老是否愿意提携，结果没想到他满口答应，并亲自出面请杨老为我们题写报名。几天后，侯老带着我到了杨老的家。到了杨老的家，杨老拿出了早已写好的“中医药信息报” 六个大字，我捧着这幅珍贵的书法作品，在感到异常兴奋的同时，也深深地感受到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更感受到了两位老前辈对我们新一代岐黄传人的殷切期望。

后来，报名的书法多次变更。请杨老为报纸题写报名，在1985年7月1日创刊时启用。由于杨老将繁体字和简体字混写，因此在1986年10月3日改由书法家刘奇晋书写成简体字。刘老师写的是比较清秀的行书，用在报名上似显单薄，遂又请书法家谢季筠书写行楷，线条厚重，结体在稳重中有一定灵动，于1987年1月2日启用。后来发现有报纸使用类似马赛克组合的电脑体，又于1988年6月25日使用我自行设计的电脑体。1991年1月6日之后，又恢复使用谢季筠书写的报名，一直到1995年12月30日。在报纸创刊时，四川省副省长康振黄，卫生部中医司顾问吕炳奎，知名中医专家高辉远、董建华、方药中、王玉润、黄星垣、李聪甫、哈荔田等纷纷题词祝贺。该报创刊时，报社没条件按一般报社那样组建整齐的队伍，各种级别的头儿、大小编辑、有名无名的记者。实际上就只有我一人，我顶着一个没有正式编制和行政级别的编辑部的主任头衔，后来根据报社的专业称呼改成总 编辑，拉了几个留校的同学来当兼职编辑。创刊号一至四版的编辑分别是毛嘉陵、忻路、刘崇云、林齐鸣。后来陆续参加编辑工作的校内兼职编辑有吴军、刘雪松、刘国辉、王小松等。后来，根据报刊整顿的要求，报社必须由政府部门主管，必须有正规的组织机构，负责人必须有高级职称。因此，中医药信息报进行了大调整，由四川省中医药管理局与成都中医学院合办，学院李明富院长担任社长，万德光副院长、学院图书馆石云锦馆长和杨霖副馆长 任副社长，石云锦任总编辑，我当时中级职称都还没有，只能改任副总编辑，负责具体的日常工作。随着报纸工作量的不断增加，我就不再负责中医情报室的工作，专职负责报纸的编辑管理工作。从最初的我一人干，逐 渐增加到3名专职人员，到1988年底我调离成都中医学院时，已有7名专职人员。在办报过程中，得到了卫生部中医司及后来成立的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支持，从最先的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原局长胡熙明的秘书史宇广处长、科技司原处长沙风桐，到后来的原办公室王凤岐主任，都从不同角度给予了大力支持。

当年办报没有电脑排版，也没有电脑美术设计，铅字的字体又很单一，要想有点变化就必须自己给自己搞“手工订制”。很多栏目图标中的图案和美术字, 都是我用钢笔一笔一笔画出来和写出来的。也说明，那时候的人，动手能力还是比较强的，而且做出来的东西都是独一无二的。

创刊号赠送出去之后，似乎走上了顺路，但未曾想到却引来了一场风波。 在创刊号上，我选择了当时支持中医且最有影响的科学家钱学森院士的一段讲话，安排在《中医药信息报》第二版上发表，标题是《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最近说一一中医很重要，但不是现代科学》：

“中医很重要，宪法上都说要发展传统的医学，但是这样的处境现在很困难，有的同志甚至说中医现在已濒于消亡。我想，问题的症结是：中医不是现代科学，是经验。中医治病确实有效，但是怎么回事，恐怕老中医自己也说不清楚，中医书上也说不清楚，无非是阴阳二气啦，木、火、土、金、水啦，这 些不是现代科学的道理。中医上的东西是知识，但不是科学。也可以用恩格斯 的话说，中医是经典意义上的自然哲学，而不是现代科学。自然哲学里虽然有丰富的经验，但包括了很多猜想的因素，因此不是科学，但是我觉得，说不是科学并不等于就不重要。”

这篇讲话引来了一些中医专家的反对，其关键点就是钱学森说“中医…… 不是现代科学”。反应最激烈者是一位知名中医专家，他在讲课时将这个观点猛批之后，又当场将报纸撕得粉碎，以表愤怒之情。

1986年2月19日，《中医药信息报》第二版上发表了中医研究院于卫东的文章《中医研究的对象是人体，还是典籍？！一对中医研究对象异化问题的初步分析》。该文的主要观点是：

自明清以来，由于宋学及清代扑学的影响，中医理论研究出现了一股逆流： 把经典著作的注疏、考据视为理论研究的主要形式，而忽略对经验事实的理论概况，从而使中医研究对象由人体异化为典籍。

为避免误解，文章最后还专门说明：

中医研究对象的异化只是整个中医研究中的一股逆流，而非全部；中医文献学作为医学的一部分，其研究对象理应是中医文献，这与“研究对象的异化” 不可同日而语。

这篇文章发表之后没几天，有一个全国性的中医文献会议召开。据参加这次会议的成都中医学院文献所所长赵立勋会后讲，在开幕式以后的学术交流、小组讨论和闭幕式上，都对该文有激烈的议论和愤怒的批判。由于该文作者于卫东是在中医研究院工作不久的年轻中医，很多本单位的人都还不认识他，所以与会的中医文献专家都在打听他是哪个单位的，敢发此言是否有什么大背景。

《中医药信息报》创办不久，就接连出现这些争议。如果按照创刊词中强调的“特别注重传递那些不很成熟，甚至与传统理论有分歧，但言之有理 的新思想新学说”来看，不仅没有错，而且还可以说是很成功的，至少扩大了报纸的影响。但在几乎是死水一潭的中医学术界，无疑是被我们这群年轻的编辑和年轻的学者搅乱套了，难怪引发众怒。很快，学院中就有知名专家 找到万德光副院长提意见，怎能将办报纸这么重要的工作，交给一个刚毕业不久的年轻人来负责。毫无疑问，这肯定给万院长增加了很大的压力。时至今日，我也不清楚万院长当时是怎样与那些提意见的专家进行周旋的。对此，万院长不仅没有批评我，而是出人意料地对我说：“小毛，以后你该怎么干还怎么干”。万院长的那句话和处事态度，既帮我顶住压力，又鼓励我继续努力加油干，不仅让我感动万分，而且还让我终生难忘。能成为这样开明而有胸怀的领导的下属，无疑这是我刚踏上人生路的一种福气。同时，这对我一生敢于从事一些具有开拓性工作奠定了思想基础和养成了必须具备的勇气。否则，就只能成为一个文弱书生。不过，现在再回首，可以发现以上两 个引发争议的风波，确实存在着我们中医专家未仔细理解而又过度解读，甚至知识结构缺陷的问题。

由于有成都中医学院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我能成功地发起创办《中医药信息报》。经过大家的努力，《中医药信息报》在国内外中医药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受到了有关领导和业内人士的广泛好评，在创办的10余年间为中医药学术和市场信息的传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这使自我感觉在图书馆中医情报室坐冷板凳的我，在全国中医药界很早就有了一点小名气。

1988年3月8日，作为青年中医代表和中医媒体人，在人民大会堂接受了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接见和合影，这可是中医药界至今唯一的一次最高规格的领导接见，我将这张合影照片珍藏至今。2016年全国最先成立的四大中医药院校都在筹备60周年校庆时，北京中医药大学徐安龙校长让我将合影照片复制一张给学校博物馆收藏。于是，我复制了两张，分别赠送给北京中医药大学博物馆和皇冠体育官网博物馆。

在1985年同时创办的中医药报纸主要有四川的《中医药信息报》、浙江的《中医报》和上海的《上海中医药报》三家。《中医药信息报》以传递中医药行业信息、发表不同学术思想和观点为其办报特色；《中医报》以中医药行业新闻和发表科普文章见长；《上海中医药报》坚持以上海的地方新闻信息和科普为其办报方向。由于种种原因，《中医报》和《中医药信息报》在办了十来年之后相继停刊。《中医药信息报》虽然早已因故停刊，但它作为中医药行业较早创办的专业媒体已经载入现代中医药发展史册。这三份报纸虽然都面向全国发行，但仍属于地方性报纸。直到1989年1月2日《中国中医药报》创刊，才有 了国家级的中医药新闻媒体。2000年10月，我到《中国中医药报》工作，能 够得到该报陈贵廷社长的重用，显然也是基于我曾经办过还算有一定影响的《中医药信息报》。2011年，皇冠体育官网准备筹建北京校友会时，党委副书记傅春华力推我担任校友会首任会长，在担任8年会长期间，接受了宋岚、陈学先和陈琼三位校友总会领导的直接领导。学校各级领导对我的信任，也许多多少少也与我办过《中医药信息报》有关。

撰写人简介：

毛嘉陵，皇冠体育官网1978级校友，中医药老报人、中医药评论员。曾在《中医药信息报》《中国中医药报》长期从事中医药 新闻采编和评论工作，后又在北京中医药大学从事中医药文化、中医药传播学、中医智库等领域的学术研究。为中医药现代报媒传播事业的早期开拓者、中医传播学开创者、中医智库建设倡导者、全国第一份中医药行业新闻信息报纸《中医药信息报》发起人、全国第一部中医药传播学创新教材《中医文化传播学》主编及修订版《中 医传播学》联合主编、全国第一部中医药智库年度咨询报告集《中国中医文化蓝皮书》主编。曾先后担任：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药文化研究与传播中心主任，北京中医药文化传播重点研究室主任，北京中医药大学国家中医药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北京金匮中医药文化发展基金会理事长，皇冠体育官网中医药智库研究中心主任，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药文化分会副主任委员、学术顾问，中华中医药学会国际部学术顾问，中华中医药学会国际智库专家，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文化科普巡讲团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