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写人/熊大经

记得大概是1983年的一天，我接到通知参加学校领导和教务处召开的一次会议，会上由教务处老科长向质彬同志传达了国家教委（今教育部）欲对现有之专业目录进行修订。专业目录是关系到国家培养高层次人才的内涵和专业培养方向，是一个国家高等教育的核心，关系重大，各级教育部门都很重视。 国家教委将有关中医方面的任务也只分配给“老四所”中医院校承担，并按各学校的实力分配任务。

我校负责对“内科” “眼科” “耳鼻喉科”的论证。为什么将这三个科放在我校呢？因当时我校“内科”实力很强，在国内也是名列前茅的；眼科是因为有国内外知名的、中西都认可的陈达夫老先生；耳鼻喉科是才成立不久的新科，本来无论如何也轮不到我们，负责此次论证这也算是沾了陈老的光。可见，大师在一个学校的重要性。

会上分配了任务，内科论证由王开林老师负责，眼科论证由张济南老师负责，耳鼻喉认证自然就落在我这新毛头身上。他们两位都是教学临床经验相当丰富的年富力强的中年老师，他们那两科都有很深的学术沉淀，有很多老先生做后盾，有问题有人可请教，有很多年青老师做帮手。而我是毕业不久的新手，当时之压力可想而知。接下任务后，才发现这是一个烫手山芋。 从何下手？怎么写？没有先例，没有现成样板可循，也没有帮手，只能硬着头皮上。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三十来岁的我接下这任务真是要有牛犊之勇。睡不着觉有什么用？吃不下饭有什么用？经过近二十来个夜晚的熬更守夜，终于憋出初稿来，经过学校组织专家几上几下论证，提出修改意见，修改后再提交专家论证。最后打印成文，才将300余份征求意见稿发至全国各中医院校、中医医院。 征求意见稿发出后，收回200余份，收回之意见稿中不乏一些十分中肯之好主意。我们又根据意见修改，开了几次会，几上几下后形成最后之稿件，于1985年8月提交国家教委在哈尔滨召开的全国专业目录论证会。学校决定由谢克庆副校长带队，我、王开林、张济南组成成都中医学院代表队。

大会会期3天，前2天为小组会，各小组分别对各专业目录进行论证。大家对设立眼科专业、耳鼻喉科专业进行了认真讨论，认为应将二者合起来设立五官专业更合适。

然而，第三天进入大会讨论时，会议主持人在听了小组长汇报后立即表态：认为不应设立五官专业，其理由是从来没有这个专业，不应新设立。我们听了后立即蒙了，这几年的工作都白辛苦了，况且小组会上各中医院校的专家老师们都觉得应该设立五官专业，这个大会主持却一言否定。要知道这是有关专业目录论证的最后一次会议了，这就是终审会，急得我们一时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来。当时我也顾不得许多了，立即站起来，慷慨激昂地将这2年来我们的工作流程，和各地专家对设立五官专业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做了说明。虽然受到了很大的阻力，但由于我们作了充分的准备工作，在会上据理力争，看得出会场上大家对设立五官专业还是认可的。后来眼科张济南老师、王开林老师他们也相继发言，支持设立五官专业。记得还有其他院校的老师们也发言支持我们，后来又有几位专家发言支持设立五官专业，一度弄得大会主持人很尴尬。

当时，由于我们职称低，出差不能坐飞机。成都无直达哈尔滨的火车，需要经几次转车（成都一济南一沈阳一哈尔滨）才到哈尔滨，舟车劳顿，十分辛苦，当时人年轻好像也没有觉得什么。这下要从哈尔滨返回成都，心里直发怵，要知道那时买火车票是何等的难，更别说卧铺票，还要转几次车，真是头都大了。后来，学校同意我们从沈阳坐飞机回成都，几个年轻人又从 哈尔滨坐火车到沈阳，在沈阳待了几天（沈阳到成都的飞机不是天天有），才买好飞机票飞回成都。

回到学校，我们怀着焦急的心情等待国家教委最后的批复文件，经历漫长、无所适从、不知是好是歹的等待。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从其他途径得知国家教委通过了新专业设置，并决定从1988年起开始布点在成都、广州2所试点学校招生。就这样我们国家的中医高等教育从此有了一个全新的专业——五官专业，我校也从各个方面进行了准备，于1988年开始招收五官专业学生，五官1988级也成了我校第一届该专业的学生了。从此我校就成为国内第一个有五官专业的中医院校。

撰写人简介：

熊大经，男，1946年12月生，重庆人，毕业于皇冠体育官网, 二级教授，主任医师，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四川省卫计委首席专家，四川省十大名中医，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国内首个中医耳鼻咽喉科博士生导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同行评议专家，国家发改委药品价格评审中心核心专家。曾任中华中医药学会耳鼻喉科分会副主任委员，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耳鼻喉口腔科副会长，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耳鼻咽喉科专业委员会委员。主持研制的“鼻渊舒口服液”等用于临床近50年。先后承担国家级科研项目5项，省部级科研项目2项，厅局级科研项目6项，获省部级奖励3项，厅局级奖励5项, 主编《中医耳鼻咽喉科学》，“十二五”“十三五”全国规划教材，发表论文50余篇，出版专著19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