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杨义做了一件外界难以理解的事：在某县城翻来覆去地寻找暗娼。

在杨义众多的调查对象中，暗娼是较为特殊的一个群体，为了达到艾滋病防治的目的，杨义曾带着团队潜入某县城的大小娱乐场所，接近这些隐蔽的从业者。

“去跟她们做调查、做干预，给她们放各种科普宣传片，教她们怎么使用安全套，这个工作比较危险，经营者会否认，而且随时可能有嫖客过来，所以我们常常与当地疾控中心、公安部门、工商部门一起开展工作。”

杨义的团队中多是女生，在调查暗娼的行动中，出于对女孩子们的保护，杨义为每个调查组搭配了一个男生。那段时间，每晚饭后19点，杨义调查组就会在疾控中心的带领下，去往县城中的各个娱乐场所。

“三个女生做调查、做干预，一个男生负责保护大家，当时我们做得很有干劲！”

为了寻找暗娼，杨义团队曾在某县城冒着烈日反复寻找，有人还因走路太多，把鞋子都穿坏了。“当真是‘踏破铁鞋’！当时是七八月，天气特别热，我们每天15点后，就开始去找娱乐场所，然后去调查这些暗娼，走着走着自己的鞋跟就掉了。”

而有些娱乐场所，就连当地人也不清楚，杨义团队只能根据既往经验判断场所与人群特征，进行测试后再来调查。

“场所经营者和暗娼们会慢慢地对我们产生信任，我们在地方上做的项目基本是层层递进、长期跟进的，先是去发各种宣传资料，然后请她们来做检测，经过一两年之后，我们再去做调查、做干预。”

一个难以启齿却令人好奇的问题，暗娼们和嫖客们究竟是什么样子？

杨义坦言，在没有做暗娼项目之前，自己所想象的暗娼是爱慕虚荣、年轻漂亮的女性。但在实际调查后，杨义却发现，很多暗娼来自农村，往往有着不幸的家庭或婚姻，她们本人也没有过多的劳动技能。

“做了暗娼项目之后，你只有一个感受，所有人都有可能是暗娼，所有人都可能是嫖客。”

在调查之前，杨义以为，光顾暗娼的嫖客们都是有钱的生意人，但实际上农民工才是主流。“做田野调查最大的特点，就是你会发现以前没有接触到的领域，而且它会突破你所谓的常识，我们甚至到工地上去调查过嫖客。”

杨义说，自己还曾与一位拄着拐棍，白发苍苍的男嫖客进行过交谈。

在常人看来，农民工群体收入不高，为什么还要花费收入购买性服务？问题背后有令人唏嘘的现实境况：伴随着城市建设，以农民工为代表的流动人口，往往不以家庭单位流动，他们与配偶子女分隔两地，对暗娼们常常有着生理和精神上的两方面需求。

“我就会想，如果流动人口输入地的福利能够提高，流动人群的妻子儿女能够跟他们在一起，以家庭单位来流动的话，这种行为肯定会减少，对吧？再比如，这些暗娼如果能够得到一定的劳动技能培训，可以通过其它的劳动途径得到劳动报酬，她们就不需要通过这种违法的形式来获得收入。”

这些关于女性、关于社会、关于人性的思考，在一次次与暗娼和嫖客的交流中，在杨义的脑海中一次次闪现、加深。

在为暗娼挑选同伴教育者的过程中，一位“善变”的小姑娘给杨义留下了深刻印象。

“她不到30岁，很愿意做我们的同伴教育者，我们按照标准对她进行提问，她回答得非常正确，而且表示自己跟嫖客发生性行为时，她都要使用安全套。”

但在后来的接触中，小姑娘的回答却跟之前不一样了。“认识时间久了，她会跟我们讲真话，说实际上她也不是每次都使用安全套，如果是跟她关系比较好的嫖客，她就不会用，因为觉得关系很亲密，就跟和男朋友（发生关系）一样。”

除此之外，小姑娘还隐瞒了自己的身体状况。“当时她说自己身体很健康，后来我们对她进行了抽血检测，发现她有梅毒，当我们问起这件事时，她说早就知道自己有梅毒，但她会向熟客隐瞒这件事情。”

小姑娘为什么会如此“善变”？杨义从心理学角度分析，小姑娘是在给自己的行为以合理化的解释，为的是在调查团队处获得一个比较良好的自我形象。

“所有人都想在别人的面前表现出来‘我是体面的’，如果按照合理化理论来看，人们都想给自己的行为以非常合理化的解释，为行为赋予冠冕堂皇的理由。”

小姑娘想在调查团队面前保持体面，在杨义看来，这是真实的人性，也是她自发地对自我进行补偿的行为。“尊严对一个人来说是很重要的，即使有时我们也会忘记，但在说话做事时也会无意识地表现。”

最近五年，杨义在研究一个更为隐秘的艾滋病群体：男同性恋。

“现在国际上有一个趋势性研究，美国近年有一篇文章，将国内一定时间内的所有血样拿来做基因检测，检测结果显示，在美国，女人感染艾滋病的来源中，有一支主要是男同。我们也在做这个研究，调查男同性恋对艾滋病流行的影响。”

在这一研究中，杨义发现了一个往往容易被忽视，但艾滋病感染数量却不容小觑的群体：中老年男性。

经过调查，杨义发现了中老年艾滋病男患者数量众多的原因。“2016年后，中国对艾滋病患者应治尽治，为艾滋病患者免费提供药物治疗，逐步将年轻艾滋病患者的传染性控制，而之前的男艾滋病患者自然老去，所以我们才会觉得，中老年男艾滋病患者数量多。”

随着检测覆盖面增多，男同性恋患者也被逐渐检测出，但这一群体的艾滋病防治工作，却也有相当难度。“相比暗娼，他们可能更隐蔽，这涉及到社会层面的问题，但由此也可看出，在艾滋病防治的工作中，男同性恋群体也应得到重视。”

如何对男同性恋群体做艾滋病干预工作？杨义团队认真思索，“我们想利用信息技术，在人群聚集性场所设基站，去过场所范围的人会收到信息，提醒使用安全套，告知在哪里可以免费领取，但这又涉及到法律问题……”

尽管目前还没有成熟的方案，但杨义觉得，自己总得做点什么。

2021年，杨义团队动员了农村妇女干部和社区网格员，通过上门讲解的方式，为中老年男性一对一地普及艾滋病知识，教他们怎么使用安全套。

 与刻板印象中的科研人员不同，杨义讲起话来，人十分有光彩，正如她所说，自己在做一件很开心的事情，“为什么不开心，对吧？”

      对艾滋病患者的调查研究，随着时间推移，也在慢慢改变着杨义，“我变得越来越包容。”

暗娼的生存境况、嫖客背后的社会因素、步入老年的艾滋病患者、隐蔽的男同性恋群体……

一个个疾病背后真实鲜活的社会人群，通过杨义的一次次调查逐渐浮现，他们的现状成因，他们的冷暖甘苦，都被杨义诚恳地记录。

“部分男同的艾滋病传播有其现实因素，如果我们的社会足够包容，男同选择形婚的可能会降低，有认知障碍的男同也能坦然面对自己的性取向。同样地，单纯地谴责暗娼是不够的，我们应该给女性更多照顾，给她们培训的机会，给她们关爱。”

杨义说，自己想与学生们一起，做些有趣的研究，有益的事情。

至今为止，杨义指导学生完成了“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高校防艾基金项目”2项，“成都市艾滋病防治社会动员项目”3项。

由杨义组织的高校防艾工作，得到了皇冠体育官网宣传部、学生处和保卫处的大力支持，学生们开展了一系列预防艾滋病的活动，防艾工作也为学校针对新生的防艾手册提供了技术支持。

“做探路人、做实践者，关注现实问题并提出观察思考，不断推动研究发展，总有一天我们的工作成果将用于实践，我想这是社科工作者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