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好“四种形态”②】实践“四种形态” 执纪更精准

对纪委来说，“四种形态”的提出意味着职责定位更聚焦、更深化，要求将纪律挺在前面，把监督执纪问责做深做细做实，这对纪检监察干部的思想政治水准和把握政策能力无疑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可以想见，实践“四种形态”的现实需求，必将引导纪检监察机关“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加速向纵深推进。

实践“四种形态”有助于提升纪委“精准执纪能力”

【案例】

“3700的时候如果没被拉住，等到37000的时候就晚了。虽然受了处分，但正因为这样，才让我幡然醒悟，没有继续错下去。”一次诫勉谈话后，安徽五河县中医院副院长主动交代收受医药公司现金、购物卡3700元的问题。

去年以来，五河县纪委围绕把握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的要求，打破“重大案、轻小错”的定势思维，坚持把抓住“小问题”作为“用纪律管住大多数”的切入点，切实把纪律挺在前面。今年一季度，五河县给予党政纪轻处分22人，占处理总数的81％。

党的十八大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根据党章和党内法规要求，从党中央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的形势判断、提出的工作要求出发，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不断深化对职责定位的认识，聚焦中心任务，清理议事协调机构、调整内设机构、规范纪委书记分工等，可以说，转职能已经取得明显成效。

2015年9月，王岐山同志在福建考察时强调，要运用好监督执纪的“四种形态”，改变要么是“好同志”、要么是“阶下囚”的状况。把纪律挺在前面是“三转”的又一次深化。纪委要聚焦聚焦再聚焦，围绕“四种形态”，把监督执纪问责做深做细做实。

对于纪委来说，从“三转”到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意味着定位更准确、职责更聚焦、工作标准更清晰。“‘四种形态’内容具体、指向清晰，有利于提高纪检监察干部识别和处置违纪行为的能力，明辨是非曲直，分清轻重缓急，增加监督执纪方式与违纪违规行为的适配度，提高纪委的‘精准执纪’能力。”中国社科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高波指出。

中央纪委六次全会提供的2015年纪律检查工作“精准执纪”成绩单显示：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谈话函询5.4万件（次）；对违反纪律的给予党纪轻处分和组织调整20万人；党纪重处分和重大职务调整8.2万人；涉嫌违纪的中管干部已结案处理和正在立案审查90人，其中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42人。

“对党员干部而言，‘四种形态’如同打造了‘防虎识别区’和‘苍蝇禁飞区’，将党员干部‘脱管率’降至低限，让误入歧路者迷途知返，让贪腐既遂者悬崖勒马，防止小病养大、大病恶变。”高波表示，纪检机关应抠住党章规定的职责，不断深化职能转变，抓早抓小，把纪律和规矩挺到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最前沿。

转变执纪方式，扩大“谈话函询”范围

【案例】

前不久，有群众反映福建某省直单位领导在2012年8月曾到外省公款旅游问题。尽管线索模糊，省纪委还是对其进行函询提醒。前后三次函询，一次比一次严厉。“这是我参加工作30多年来，第一次受到如此刻骨铭心的教育，第一次从灵魂深处反思自己的错误行为。”在材料说明中，该干部作出深刻反省。

2015年，福建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信访举报部门开展谈话函询等同比上升25％。同时，经调查核实，为党员干部澄清举报不实的问题1161件，保护了他们干事创业的积极性。

“过去办案中一种现象是，对反映问题不明朗、线索不好查的，就‘留存’。”一位老纪检告诉记者，“这导致很多案件久而久之积压了下来，封存多年，也导致一些干部的‘小祸’最终演变成‘大患’。”

转变，始于2014年下半年。中央纪委将此前对领导干部问题线索的五类处置标准中的“留存”方式删去，增加“谈话函询”方式，对线索中反映的带有苗头性、倾向性、一般性的问题及时通过谈话函询方式进行处置。

将“留存”变为“谈话函询”，看上去只是处置方式的变化，却有“抓早抓小”，避免“小错不纠酿大祸”的大作用。“组织找我谈话、了解问题，不是要把我一棒子打死，而是要把我拉回正途。这种及时的‘敲打’，是对我们的关爱。”随着谈话的深入，一名被谈话的干部幡然醒悟。

去年以来，全国纪检监察机关扩大谈话函询范围。山西对列入谈话函询类的问题线索，在职省管干部以谈话为主，退休省管干部以函询为主，谈话函询类比例由2014年底的1.6％上升至现在的43.9％，暂存类比例由58.7％下降到了2.7％；甘肃纪检监察机关严格分类处置问题线索，全年共函询1106人，诫勉谈话779人，分别比2014年增长125.7％和58％；云南对1105人进行谈话函询，前三种形态占比超90％。

检验转方式是否转到位，关键在于纪检监察机关能不能运用好“四种形态”，在执纪的各个阶段将纪律挺在前面。一位纪检干部告诉记者，作为纪律审查的源头，线索处置阶段在实践中也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对党员干部问题线索管理尚未做到全覆盖；对问题线索处置不及时，暂存线索数量多、时间长；对线索处置跟踪、监督不到位，等等。”

深化“三转”，纪检监察机关应不断拓展其内涵，推动纪律审查工作向运用“四种形态”转型升级。“对反映领导干部的问题线索，应运用‘四种形态’区分性质类别和轻重缓急：对于苗头性、倾向性、一般性的问题，应探索谈话函询规范化、流程化、实效化的有效途径，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和初始阶段；对确需进行处分的，则应以查清主要违纪事实为重点，快查快结，有效运用好纪律处分、组织处理等处置方式。”中央党校教授辛鸣表示。

实践“四种形态”，纪委的责任不是轻了，而是更重了

【案例】

“这个违纪案中，初核报告中体现了违规获取经济适用房的问题，相关证据材料装入案卷。但调查报告中对该问题未提出处理意见，审查过程中也未将该问题提出”……为确保纪律审查经得起历史检验，近日，湖南郴州市县两级纪委2015年纪律审查的581个案件1568份卷宗，被市纪委纪检监察室、案件审理室和县市区纪委案件审理室互相“找茬儿挑刺”。通过集中交叉检查评析，从卷皮填写、装订到文书制作，从执纪审查质量到处分决定执行，40个问题被“挑”了出来。

“纪律审查是严肃的政治工作，不能忽略程序、规避程序。”郴州市纪委负责人表示，当前，为提高纪检监察干部把握运用“四种形态”方面的能力，郴州市纪检监察系统采用培训、检查等手段，促进纪律审查工作转型。

“三转”工作，职能转、方式转，最终还要体现到作风转变上。

实际工作中，一些纪检监察干部或是对“四种形态”认识不到位，或是不善于运用“四种形态”，作风转变仍需提速深化。有的执纪不严，及时发现和处理苗头性问题的办法不多，抓早抓小没有落实到位；有的怕得罪人，遇事绕着走，不想干、不作为。“有些基层纪检干部担心案件查多了，牵涉面广了，会影响本单位的绩效考核和精神文明创建、综治平安奖金的发放。捂着盖着，不敢也不想‘揭疮疤’。”福建一位基层纪检干部说。此外，还有一些纪检监察干部思想政治水准不高、把握政策能力不足，在纪律审查中不屑于做细致说服工作，也不善于用党章党规党纪去教育挽救党员干部。

“实践运用‘四种形态’，最大的挑战是提高纪检监察干部的思想政治水准和把握政策能力。”中央纪委廉政理论研究中心副主任孙志勇表示，如何开展谈话函询、线索处置、纪律审查，如何运用好思想政治工作、纪律处分、组织处理等手段，如何取得惩处极少数、教育大多数的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这对纪检监察干部的政策水平和工作能力提出了新的考验和挑战。实践“四种形态”，纪委的责任不是轻了，而是更重了，对监督执纪的要求不是低了，而是更高了。

高波指出，对于纪检监察干部而言，首先应牢记纪委姓纪、在纪言纪，扎实研究如何运用好“四种形态”。

打铁还需自身硬。在以实践“四种形态”深化“三转”的新形势下，纪检监察机关履行监督责任也面临着更加严格的“担当考核”。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规定：在党的纪律检查、组织、宣传、统一战线工作以及机关工作等其他工作中，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造成损失或者不良影响的，应当视具体情节给予警告直至开除党籍处分。

不尽责就得受处分。去年年底，湖南保靖县就有23名县直部门纪检组长因履行监督责任不力被免职。这23人中，11人是因所在单位三年没办一件纪律审查或信访件，4人因热衷“副业”，2人因违反作风建设规定，3人因不能适应新常态下的工作节奏，3人因受到党纪政纪处分。

“转职能得靠优良作风作保障，能否敢于监督，是否善于监督，是纪检监察机关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是否到位的重要标准。新形势下，纪检监察干部应尽快转变观念，加快形成严、细、深、实的工作作风，真正做到情况明、数字准、责任清、作风正、工作实。”辛鸣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