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除“不敢不送”心理还需锁住权力

对话人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 庄德水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任建明

国家行政学院纪检监察室主任 竹立家

隐蔽送礼方式不少

记者: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中秋、国庆节假日期间的吃请送礼风,中央频发禁令。禁令之下,今年的中秋节市场上,“天价月饼”鲜见踪影,高端礼品餐饮市场也遇冷。然而,在风气向好的同时,也有一些人不断翻新送礼方式,以更加隐蔽的方式挑战中央禁令。比如,我们调查发现,有人利用网络约车的方式送礼。

庄德水:的确如此。除此之外,还有快递送礼甚至送钱的现象。还有一种更隐蔽的方式,就是送礼人和收礼人根本没有见面,送礼人把礼金往收礼人家中一扔就跑,使得一些领导干部根本不知道礼是谁送的。

任建明:截至目前,中央纪委对多起中央和国家机关干部在中秋节和临近国庆节期间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进行公开曝光。这些其实只是典型案例,实际数目还有很多。

记者:除了中央的禁令,今年中秋节前,一些地方也发布了不少涉及微信送礼的禁令。但问题是,由于收发微信红包只是两个人之间的事情,很难败露,监管部门如何知道?如何治理?

竹立家:其实,微信红包转账的送礼方式也是能查出来的。这就需要从源头进行治理,对单位的公共资金进行监督检查,建立完备的会计制度。很多单位都存在没有上报财产的“小金库”,一些送礼的钱财都从“小金库”里出,从源头打破“小金库”,这才是防止公款行贿的治本之策。只要监管部门把好公款开支的每一笔消费,就能从源头上制止微信发红包送礼的行为。

庄德水:其实,目前我们通过技术监管,很容易就能查到交易记录,包括资金来往的人员和金额以及具体的时间。同时,我们也要依靠党员干部的自觉性,杜绝微信红包这样的隐蔽性贿赂手段。

记者:上门送礼的不见了,变成了到办公室送卡；到办公室送卡的不见了,变成了用快递送礼；用快递送礼的不见了,如今又变成了用微信送礼。当大包小包的登门送礼变成微信送礼时,剥离腐败“隐身衣”则需要更为精细的反腐举措。

庄德水:变相的送礼方式,就是为了躲避“反四风”建设的监督。这些变相的送礼,无论收礼人是否明确知道礼金由来,都属于违反八项规定精神的问题,都是需要被惩处的。这就需要加强监管监控,主要做法就是“掐两头”,既要查明送礼人的资金来源、送礼发票商品所填项目等,也要检查收礼人。

源头治理遏制行贿

记者:从文化上看,中国仍然是一个人情社会、熟人社会,节假日讲究人际交往,因此喜欢送礼。看见别人送而自己不送,就担心机会比别人少。是否会存在这样的现象:无论查处多么严厉,总会有一些人抱着幻想过日子,也总会有新的腐败形式产生?

庄德水:目前,“不敢不送”的心理依然存在,很多人认为“送比不送好,贵比便宜好,送多比送少好”。这其实是一个社会问题,需要更漫长的时间才能彻底消除。解决这一问题,不是简单靠监督就能解决,还包括对公权力的认识问题,让老百姓形成“不送礼也能办成事”的认识后,才能解决“不敢不送”的行贿现象。

任建明:目前要彻底消灭“不敢不送”的现象,就要在源头上加大权力制度改革。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公权力掌握在官员个人手里,权力更多的是由官员自由裁量。这就导致一个问题,即如果官员不想办事,事就办不下去。如果真正能把公权力从官员个人手中拿出来,将权力的实行变成一种常规的制度,就会消除“不敢不送”的心理。

记者:想要遏制不正之风,还得从制度入手。监督机制和舆论机制都应跟上,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都要形成良好氛围。现在相关部门出台的一些规定,可以让社会更加风清气正,作为公民个人,也应该从自身做起,不跟风,不推波助澜。

任建明:要从根本上遏制送礼行贿,就应该加强群众监督,加大惩处力度,定期通报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统计,用严格的惩处制度威慑那些依旧“不收手、不收敛”的人。

同时,还要进一步推进权力制度的改革,这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一部分。对于依旧存在受贿的单位和个人,表明还存在公权力私用的问题,在追究腐败问题的同时,还要追究其改革责任。要从长远上刹住不良风气,必须从根源着手,建立长效机制,多方配合才能从根本上遏制贪污腐败问题。

庄德水:要从根本上遏制送礼行贿,还需要源头治理。加强权力的监督和制约,不能让权力变成一些官员敛财的手段,而应将公权力视为一种责任。除此之外,还要加强对党员领导干部日常生活的教育监督,提高他们的廉洁自律水平,加强法律法规的落实执行,一旦发现受贿行为就要依法严加处理。另外,还需要用典型案例教育领导干部,通过对惩处行贿受贿行为的曝光,震慑其行为。最终使广大党员领导干部“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