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黄帝内经》为代表的中医学术思想，是以对自然界的宏观研究为基础，以对人体生命规律研究为核心的。无论是在论述宏观自然现象还是人体生命现象时，都自始至终贯穿着一个共同的认识，这就是“万物恒动”。《素问·六微旨大论》说：“成败倚伏生乎动，动而不已，则变作矣。”自然万物和人体自身都处在永恒运动之中，正是由于运动不息，决定了寒暑交替，春秋往来，朝暮移易，以及植物生、长、化、收、藏，动物生、长、壮、老、已的变化发展。自然世界那么万象纷呈，其运动形式有无共同特点？答案是肯定的。因为无论世界多么复杂，其本元之质均为“气”，《内经》正是以把握气的运动特点来把握天地万物的运动特点的。气的基本运动形式是什么？那就是《素问·六微旨大论》所明确指出的：“升、降、出、入”。欲升降，欲出入的必要条件是什么？仍然是“通”。不通，升降奚为？不通，出入何由？是故天地气交，阴阳消长，万物生化，天人相应，无一不“以通为用”。老师基于《内经》有关认识，分别从天地之气贵在交通、人身之气贵在通调两方面着眼，阐述其气贵通调学术思想，兹述如下：

（一）天地之气，贵在交通

1.天地气交，非通不行

早在《内经》问世之前，中华先民便透过风、雨、雷、电等自然现象，深刻把握住了弥散于天地之间的自然之气并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一刻不停地运动变化着。《内经》为了通过认识自然去认识人体生命规律，大量继承吸收了有关这方面的知识。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清阳为天，浊阴为地，地气上为云，天气下为雨；雨出地气，云出天气”，不仅科学地解释了云雨的变化，而且还形象地说明了天地之气的基本运动形式。《素问·六微旨大论》进一步明确指出：“气之升降，天地之更用也……升已而降，降者谓天；降已而升，升者谓地。天气下降，气流于地；地气上升，气腾于天。故高下相召，升降相因，而变作矣。”深刻阐明了气的升降是天气和地气相互作用的结果，以及这种相互作用对自然气象、气候的重大影响—使之不断地发生变化。但无论是天气之降，还是地气之升，也无论是云气之布，还是雨气之施，都离不开气机的交通流行。倘若天地闭塞，气机不行，云气从何而升？雨气从何而降？地气从何而上？天气从何而下？所以说，天地气交，非通不行。

2.阴阳消长，非通不达

有了天地气交，便有了阴阳的对立统一。四时往复，昼夜交替，无一不是阴阳对立统一规律的具体体现。《素问·至真要大论》说：“阳之动，始于温，盛于暑；阴之动，始于清，盛于寒。”一年之中，由春温变为夏热，是阳长阴消变化的结果；由秋凉变为冬寒，是阴长阳消变化的结果。又《素问·金匱真言论》说：“平旦至日中，天之阳，阳中之阳也；日中至黄昏，天之阳，阳中之阴也；合夜至鸡鸣，天之阴，阴中之阴也，鸡鸣至平旦，天之阴，阴中之阳也。”这种四时中的阴阳消长，和一日中的阴阳转化，都是阴阳互通互用在气候、气象方面的生动体现。倘无阴阳相通，何来春温夏热，秋凉冬寒？又何来一日之中朝晖夕阴，昼明夜暗的阴阳盛衰变化？当我们求之于阴阳运动的实质―天体运动时，便能更深刻地理解“通”对于阴阳消长运动所具有的重大意义。《素问·六节藏象论》以“天为阳，地为阴；日为阳，月为阴；行有分纪，周有道理”的论述，揭示出自然界阴阳运动变化的实质，是天、地、日、月按照一定轨道运行变化所导致的。这绝不仅仅只是天体间位置关系的影响，而是天之阳，地之阴，日之阳，月之阴相互流通，以及光、热、磁、电等诸多天体物理因素相互作用及其位置关系影响的结果。如果太阳的物质流被完全阻断，不能到达地球，或天体间位置固定不变，则地球之寒热何由交替发生？四时何由往复出现？昼何由始？夜何由止？阴阳运动何由体现？所以说，阴阳消长，非通不达。

3.万物资生，非通不化

有了阴阳的消长运动，便有了万物的资生。万物的资生，经历了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过程。影响并促进这一过程完成的重要因素，仍然是“通”。《素问·天元纪大论》说：“在天为气，在地成形，形气相感而化生万物矣。”天气之施，地气之受，天地气合而有生，这是生命的起点，也是万物繁衍的起点。“相感”就是在相通基础上的相互作用。没有相通，无从相感，天气自是独阳，地气自是孤阴，孤阴不生，独阳不长，生命的发生便失去了最基本的条件，正是由于天地之气能相通而后相感，天体运动过程中的阴阳消长，才能作用于地球自然，使之发生有如《素问·气交变大论》所说的“东方生风，风生木……其化生荣……；南方生热，热生火……其化蕃茂……；中央生湿，湿生土……其化丰备；西方生燥，燥生金……其化肃杀……；北方生寒，寒生水……其化清谧”的不同气候，气象，物候，物象变化。没有春气的流通，便没有和煦的春风，也就没有万物的复苏；没有夏气的流通，便没有炎热的南风，也就没有万物的蓬勃发展；没有长夏之气的流通，便没有天地氤氲，也就没有累累硕果育成；没有秋气的流通，便没有干燥凉爽的西风，也就没有万物精气的聚敛；没有冬气的流通，便没有凛冽的北风，也就没有万物精气的闭藏贮存。可以肯定，季节气候的变化，绝不仅仅只是温差的变化，而是包含着除光、热、磁、电外，迄今尚未能完全知晓的种种物质流的改变。正是来自宇宙的各种物质流与地球物质流的相互流通，相互作用，才有了生命的资生。也正是来自宇宙的各种物质流在各天体运行中处于不同位置时的量变，对生命体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才有了生命的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繁衍；以及植物的生、长、化、收、藏和动物的生、长、壮、老、已的发展。“通”，仍然是决定性的条件。所以说，万物资生，非通不化。

4.天人相应，非通不能

正是由于有了万物的资生、演化，才逐渐有了人类的诞生。《素问·宝命全形论》说：“夫人生于地，悬命于天，天地合气，命之曰人。”人和其他自然万物一样，也是天气之气相互流通，相互作用的产物，与自然界也有着息息相通的关系。《素问·六节藏象论》说：“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以五味。”这是最容易被人们感知的以呼吸、饮食与自然的相通。不仅如此，而且正如《素问·生气通天论》所指出的那样：“天地之间，六合之内，其气九州九窍，五脏，十二节，皆通乎天气。”人体以五脏为中心的五大系统，无一不与自然界相通，无一不时时刻刻受到自然界种种因素的影响，有关这方面的论述，《内经》中十分丰富。如《灵枢·本藏》篇说：“五藏者，所以参天地，副阴阳，而连四时，化五节者也。”指出了机体在适应自然变化的过程中，五脏和外界并不是单纯地相通，而是有着十分特殊的联系，所以五脏之气的升、降、浮、沉，与四时阴阳的消、长、盈、缩，具有相应的节律性。又《灵枢·五乱》篇谓：“经脉十二者，别为五行，分为四时，……五行有序，四时有分，相顺则治，相逆则乱。”进一步阐明了不仅五脏与自然有着相同的关系，就连十二经脉也与四时、五行相应，而且只有相应，才能维持正常的生理状态。《内经》中的这些有关天人相应的理论，是猜度臆断之词呢，还是言之有据，确有所本？《灵枢·五癃津液别》篇以“天暑衣厚则腠理开，故汗出；……天寒则腠理闭，气湿不行，水下留于膀胱，则为溺与气”这一最直观的生理现象，作了最通俗易懂的回答和说明。《素问·八正神明论》则以天气的阴、晴、冷、暖变化对人体气血浮沉的影响，作了更为深刻的说明。其谓：“是故天温日明，则人血淖泽而卫气浮……；天寒日阴，则人血凝涩而卫气沉。”没有天人之气的相通，天之寒、暑、阴、晴何能被人感知？又怎么能够引起机体腠理开合，汗蒸尿聚，乃至气血浮、沉、滞、畅的种种内在变化？可见，天人相应，非通不能，《内经》是持之有据的。但《内经》毕竟不是单纯讨论天人相应的作品，而是以研究人体疾病这一客观事物为宗旨的医学著作。所以，有关天人相应，非通不能的大量论据，主要还包含在对人体发病和病理现象的论述中。《灵枢·岁露论》篇十分肯定地说：“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故月满则海水西盛，人血气积，肌肉充，皮肤致，毛发坚，腠理卻，烟垢著，当是之时，虽遇贼风，其入浅不深；至其月廓空，则海水东盛，人气血虚，其卫气去，形独居，肌肉减，皮肤纵，腠理开，毛发残，腠理薄，烟垢落，当是之时，遇贼风则其入深，其病人也卒暴。”天体运动之所以能对人体生理和发病产生那么深刻的影响，绝非神灵所为，而是建立在人气与自然之气相通基础上的“天人相应”的具体体现，同时也是“五脏以通为用”的具体体现。因为人身气血、毛发、肌腠，无一不为内脏所主，其应时而动，应时而变的现象，正是内脏气机运动随时变异的外在表现。《灵枢·顺气一日分四时》篇，以疾病发展过程中朝、暮、昼、夜的不同变化，对天人在相通基础上的相应，作了更为生动有趣的说明。谓：“夫百病者，多以旦慧、昼安、夕加、夜甚，何也？……四时之气使然。……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是气之常也，人亦应之。以一日分为四时，朝则为春，日中为夏，日入为秋，夜半为冬。朝则人气始生，病气衰，故旦慧；日中人气长，长则胜邪，故安；夕则人气始衰，邪气始生，故加；夜半人气入藏，邪气独居于身，故甚也。”这不是凭空想象，这是一切有过患病经历的人都有过的客观感受。《内经》深刻揭示了这一现象的所以然之理，就在于人气与天气相通，并随天气之阴阳消长而盛衰变化。如果不能相通，昼、夜、旦、夕对于人体来说，不过是一种景象变化罢了，绝不可能施加如此微妙的影响。《内经》中许多相关的内容还多，但毋须一一列举了，以上内容已足以说明“天人相应，非通不能”是对“天人相应”关系的本质揭示了。

综上可见，《内经》在讨论天地气交、阴阳消长，万物资生，天人相应等问题时，无一不以“通”立说。“通”，是宇宙万物运动的必要条件，也是宇宙万物运动的特点之一。宇宙万物如此，五脏何独不然？所以，《内经》在论述人体生理病理时，对“五脏宜通”，作了更为深入系统的总结。

（二）人身之气，贵在通调

古语说：“行医不识气，治病从何据”。张景岳认为这句话很有道理。宇宙之大，不外是气的运动。用现代的话来讲，整个世界也属于物质运动，人体也是如此。《内经》一部书，主要讲“气”，所谓阴阳五行、脏腑经络等等，都是由气演化而来，而气之可贵，在于运动。张子和说：“《内经》一书，惟以血气通流为贵。”而血液的生化运行也离不开气。《难经·八难》说：“故气者，人之根本也。”气是人体生命活动之根，调气就是治病之本，因此本文提出人身之气贵在通调的论点。

1.气以通为顺，不通为病

从生理方面看：气是构成和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精微物质，其活动力最强，因此它不断地运行全身，温养人体，激发和推动一切脏器组织的功能活动及精血津液的生化和输布运行。就其来源来讲，不外三个方面：一是先天之气（即元阴元阳所化之气）；二是后天之气，包括天空的清气与水谷之气。三者共同组成真气，营养充沛全身。《灵枢·刺节真邪》说：“真气者，所受于天，与谷气并而充身者也。”喻嘉言在《医门法律》中也说：“但真气所在，其义有三：曰上、中、下也。上着所受于天，以通呼吸者也；中者生于水谷，以养荣卫者也；下者气化于精，藏于命门，以为三焦之根者也。”真气进入五脏，则为脏真之气。入心则主神明，入肺则主宣降，入肝则主疏泄，入肾则司开阖，入脾则主运化。真气进入经络，则为经脉之气，故《素问·离合真邪论》说：“真气者，经气也。”三是其他之气。虽然名称不同（如营气、卫气、宗气等），主要与各自的生成和分布有关，但总的来讲，气的一切作用，如温煦、推动、防御、固摄、气化等，都必须在气的流通条件下才能发挥；人体一切脏器组织的功能活动，都必须在气的流通条件下才能实现。正如《金匱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篇》说：“若五脏元真通畅，人即安和。”关于气的流行，《灵枢·脉度》曾有这样的描述：“气之不得无行也，如水之流，如日月之行不休，……如环无端，莫知其纪，终而复始。”后世医家对气的论述颇多，特别是关于气的运行流通，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进一步的认识和体会。如清代医家王孟英在《王孟英医案》中说：“夫人气以形耳，法天行健，本无一息之停，而性主疏泄者肝也，职司敷布者肺也，权衡出纳者胃也，运化精微者脾也，咸以气为用者也。”可见他们对气的认识，无不着眼于“通”，只有“通”，人体之气才能发挥其生理效应。

从病理方面看：人体之气凡由运行不畅或有所阻碍，均会引起各种各样的病变。无论是因病而导致气之阻滞，或因气之阻滞而导致疾病，它的基本病理，均以气不能正常流通为主要特点。

人体之气不能正常流通，在表则影响营卫的运行；在里则影响脏气的通调。就其病因来讲，有外感、内伤之分；就其病变来讲，有表里寒热虚实之异。例如肝气不舒，，既可导致气滞血瘀，亦可郁而化火，同时也可因此而演变出一系列的病变。朱丹溪首倡六郁，而六郁中又以气郁为先，他在《丹溪心法·六郁》中说：“气血冲和，万病不生，一有怫郁，则诸病生焉。”王孟英在《王孟英医案》中也说：“肝气不舒，则郁而化火；肺气不肃，则津结成痰；胃气不通，则废其容纳；脾气不运，则滞其枢机，一气偶愆，即能成病，推诸外感，理亦相同。”说明不仅内伤疾患可以导致气之郁滞而产生各种病变，外感亦应作如是观。何梦瑶在《医碥》中也曾说：“六淫、七情，皆足以致郁。如外伤于风、寒、湿三气，皆足以闭遏阳气，郁而成热固也。暑、热、燥三气，已足令气郁，……而痰湿之遏闭，水湿之停阻，又可知也。”由于气道阻滞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内经》不乏论述，如《素问·灵兰秘典论》说：“使道闭塞而不通，形乃大伤。”《素问·热论》也说：“营卫不行，五脏不通，则死矣。”可见无论外感、内伤疾患，与人体之气不能正常流通，关系至巨。掌握这一基本病理特点，在临床确有重要指导意义。正如王孟英所说：“人身气贵流行，百病皆由愆滞，设知此义，则平易之药，清淡之方，每可以愈重证。”（《王孟英医案》）这的确是经验之谈。

从治疗方面看：气机阻滞虽是外感、内伤疾患带有共性的基本病理特点，但在治疗上还应根据不同的具体情况进行辨证论治。张景岳在《景岳全书》中曾说：“病之生也，不离乎气；而医之治病也，亦不离乎气，但所贵者，在知气之虚实，及气所从生耳！”即是说，虽然治病不离乎气，但重要的还应辨明气之虚实，以及导致气病的原因与病变部位。因为形成气机阻滞有虚有实，虚则有阴虚、阳虚、气虚、血虚之分；实则有六淫以及挟痰、挟饮、挟食、挟积、挟瘀等之别。同时，由于病变部位不同，遣方用药也有差异。如何梦瑶在《医碥》中说：“气虚气滞，六君子汤加益智、苏梗；血虚气滞，四物汤加香附、陈皮；肾阴虚气滞，六味地黄汤加沉香、石斛、砂仁；肾阳虚气滞，四逆汤加肉桂、补骨脂；肥人气滞必挟痰，二陈汤加香附、枳壳，燥以开之，甚者加苍术、白芥子；瘦人气滞必挟火，宜苏子、山栀、归、芍，降以润之；……气郁久则中气伤，不宜克伐，宜归脾、逍遥二方佐抚芎、香附、枳壳以舒郁，胎产同法。”气机阻滞，一般多见于实证，治疗上当以攻伐消导为主，但也不能忽视因虚而引起的，尤其是虚实相兼的，何氏所举例证中均以涉及。

由于临床上气郁、气滞多表现为实证，因虚而引起气滞、气郁者，往往易为人们所忽略，以致治疗上造成错误。所以罗国纲特别指出：“凡常人之于气滞者，唯知破之散之，而云补以行气，必不然也。不知实则气滞，虚则力不足运动其气，亦觉气滞，再用消散，重虚其虚矣。如心脾气虚而滞，宜五味异功散；如脾胃气虚而滞，宜六君子汤、归脾汤；如脾胃虚寒而滞，宜温胃饮、理中汤；如脾肾气虚寒而滞，胀满腹痛，宜理阴煎；如元气下陷，滞而不升，宜补中益气汤；如元气大虚，气化不行而痛，宜十全大补汤。以上皆补以行气之法，此不过举起一二耳！然因余论，而概谓气滞必属气虚，则又不可，是在乎脉证神色上明辨之，盖气滞究实者多耳！”（《罗氏会约医镜》）罗氏这一见解，确实可以补偏救弊。

2.气以调为和，不调为病

调，协调、正常的意思。人体之气不仅需要流行通畅，还需要协调、正常。怎样才是协调正常？就是当升则升，当降则降，当出即出，当入即入，而且不能有所太过或不及。一句话，就是要保持正常的升降出入运动。

从生理方面看：人体之气的协调正常建立在什么基础上？主要建立在气的正常升降出入基础上。因为升降出入是人体之气运动的基本形式，也是实现人体脏腑经络阴阳更胜平衡的主要条件。如果没有正常的升降出入，就不会有人体阴阳的协调平衡，也不会有脏腑经络甚至整个人体的正常生理活动。比如心火下交于肾，肾水上济于心，心肾相交，水火既济，方能维持心肾阴阳的协调平衡；有如脾主升清，胃主降浊，才能完成脾胃燥湿互济的作用。正如石寿棠在《医原》中所说：“以定位言，则阳在上，阴在下，而对待之体立；以气化言，则阴上升，阳下降，而流行之用宏，……若是阴阳互根，本是一气，特因升降而为二耳！”经络也不例外，《灵枢·逆肥顺瘦》有言：“手之三阴，从脏走手；手之三阳，从手走头；足之三阳，从头走足；足之三阴，从足走腹。”而经脉气血的流注升降，与脏腑气机的升降规律也是一致的。

不难看出，人体之气的协调正常，是通过它的正常升降出入运动来完成的。《素问·六微旨大论》说：“故非出入，无以生长壮老已；非升降则无以生长化收藏，是以升降出入，无器不有。”说明任何有生命的形体都具有升降出入运动，而且必须保持正常。所谓“四者之有，而贵常守”。后世医家，对此十分重视，正如周学海在《读医随笔》中说：“升降出入者，天地之体用，万物之橐龠，百病之纲领，生死之枢机也。”升降出入是怎样一回事？周氏又解释说：“升降者，里气与里气相廻旋之道也；出入者，里气与外气相交接之道也。”事实说明，脏腑的资生制约，阴阳的更胜平衡，物质的新陈代谢，都是通过人体之气的正常升降出入来实现的。所以升降出入正常则气调，失调则气病。

从病理方面来看：人体之气失调，也是产生疾病的一个基本病理特点。由于气之失调，升降出入紊乱，不仅直接影响脏腑经脉的功能活动，同时也往往导致人体阴阳的偏盛偏衰，并因此而产生寒热虚实的病变。正如张景岳在《景岳全书》所说：“夫百病皆生于气，正以气之为用，无所不至，一有不调，则无所不病。故其在外，则有六气之侵；在内，则有九气之乱。而凡病之为虚、为实、为热、为寒，至其变态，莫可名状，欲求其本，则止一气足以尽之，盖气有不调之处，即病本所在之处也。”张氏明确指出，凡外感、内伤均可导致气之失调而产生各种各样的病变。张氏这一认识，实源于《内经》。《素问·举痛论》说：“余知百病生于气也，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寒则气收，炅则气泄，惊则气乱，劳则气耗，思则气结。”这段经文虽是讨论九气致病，其实包括了外感内伤。所谓气上、气缓、气消、气下、气收、气泄、气乱、气耗、气结等，无非是人体之气升降出入失常的病理反应。

但是，内伤、外感在病理上又各有侧重，周学海说：“其在病机，则内伤之病，多病于升降，以升降主里也；外感之病，多病于出入，以出入主外也。”（《读医随笔》）而升降出入，又可相互影响，故周氏又说：“升降之病极，则亦累及出入矣；出入之病极，则亦累及升降矣。故饮食之伤，亦发寒热；风寒之感，亦形喘喝，此病机之大略也。”

同时也要看到，气之升降出入运动，是通过脏腑阴阳气血的功能活动以及经络的传导连属而实现的。要具体了解气机升降出入的病变，还必须着眼于相应脏器组织的生理、病理活动及其病变规律。列代许多医家，对此深有体会。例如东垣重视脾胃之气的升降，以治劳倦内伤为主，所谓“脾胃之气既伤，而元气亦不能立，诸病之所由生也。”（《脾胃论》）唐大烈本水升火降之说，以调节心肾之阴阳为治，所谓“水不升为病者，调肾之阳，阳气足，水气随之而升；火不降为病者，滋心之阴，阴气足，火气随之而降。”（《吴医汇讲》）王孟英侧重肝肺之气的升降以调理气机，所谓“肝气上逆，则诸气皆逆；治节不行，则一身之气皆滞。”（《王孟英医案》）因此他在治疗上提出“清肃肺胃，平泄肝胆”的主张。《素问·六微旨大论》说：“出入废则神机化灭，升降息则气立孤危。”故后世不少医家把升降出入认作是百病的纲领。

从治疗方面看：由于气之失调，有因于外感，有因于内伤，故其病变有表里寒热虚实之分，调气之法也因之而有所差异。《内经》指出：“调气之方，必别阴阳，定其气血，各守其乡，内者内治，外者外治，微者调之，其次平之，盛者夺之，汗之下之，寒热温凉，衰之以属，随其攸利。”（《素问·至真要大论》）这为治疗失调之气指明了方向。同时在本篇中也指出了各种调气的方法，比如在阐明正治法的具体应用时说：“寒者热之，热者寒之，微者逆之，甚者从之，坚者削之，客者除之，劳者温之，结者散之，留者攻之，燥者濡之，急者缓之，散者收之，损者温之，逸者行之，惊者平之，上之下之”，“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折之，不足补之”等等。张景岳根据《内经》旨意也作了进一步说明，他在《景岳全书》中说：“自河间相传以来，咸谓木香、槟榔可以调气，陋亦甚矣。夫所谓调者，调其不调之谓也。凡气有不正，皆赖调和。如邪气在表，散即调也；邪气在里，行即调也；实邪壅滞，泻即调也；虚羸困惫，补即调也。由是类推，则凡寒之、热之、温之、清之、升之、降之、抑之、举之”等等，“各安其气，则无病不除，是皆调气之大法也。”即是说，针对失调之气的具体情况而采取相应的治法，都叫做调气。他又在该书中说：“此外，有如按摩、导引、针灸、熨洗，可以调经络之气；又如喜能胜忧、悲能胜怒、怒能胜思、思能胜恐、恐能胜喜，可以调情志之气；又如五谷、五果、五菜、五畜，可以调化育之气；又如春夏养阳，秋冬养阴，避风寒，节饮食，慎起居，和喜怒，可以调卫生之气。”

可见调气的范围极其广泛，调气的方法也极其繁多，但关键是要掌握气机升降出入的规律，以及治疗各类疾病的一般规律。比如由外感六淫之邪所引起的疾患，一般重在调节肺气之升降；因内伤情志所引起的疾患，一般重在调理肝气之升降；因饮食、劳倦所引起的疾患，一般重在调理脾胃之升降；因精神劳损所引起的疾患，一般重在调理心肾之升降。总的来讲，调气之法，也不能离开辨证论治。

总之，老师以气贵通调立论，分别从生理、病理、治疗等方面作了较为简明扼要的论述，目的在于说明人身之气，贵在通调。通则气化流行，调则气机和顺，反之则为病态。历代医家虽未对此作过全面系统的论述，但在临床上却有比较深刻的体会，而且各自从不同的治疗角度，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实有待于进一步系统总结与整理。